祝福網散文欄目帶給你的《所謂炒作》

德國猶裔維克多·克倫貝勒(Victor Klemperer)在《第三帝國語言》中了一個相當經典的問題：“希特勒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是什么？是他和戈培爾的個人演講嗎？”與當時大多數人的想法不同，克倫貝勒在1947年出版之前就非常清楚地發現了納粹的秘密：“不，最有力的影響不是來自個別演講或文章、傳單、海報和旗幟；這種影響不是通過那些必須清有意識地吸收的東西來實現的。”“相反，納粹主義滲透到人們的血肉中的原因取決于一些單詞、短語和句子的結構，以及廣泛、機械和無意識的重復使用。”事實上，克倫貝勒的發現不僅適用于納粹德國，也適用于古今中外所有國家的一切社會。

政治語言的力量有多強大；當它不再僅僅是一套官方術語，或者每個人都認為它是陳詞濫調，但不在乎它的溝通時，它的效果可以發揮到極致。

克倫貝勒增加了席勒美學的名言“教化的語言可以為你寫作和思考”，他進一步指出：“語言不僅僅是為了我的寫作和思考，它也逐漸扼殺了我的感覺，我的整個精神存在，讓我無意識地放棄自己。”

例如“宣傳”，它本來是中性的，但在我們的語用習慣中，“宣傳”大部分都和好事拉上了關系。雖然也有“負面宣傳”但而，這種說法是罕見的；通常說“宣傳”，總是意味著一些非常正確和偉大的事情，不能讓每個人都知道。

“宣傳”反面大概是“炒作”了。如果一個人肆無忌憚地公開胡說八道，引人注目，我們會懷疑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成名。想出名不是壞事，但是想出名有點不正常，所以我們不屑地說他的行為是“炒作”。“一小撮別有用心”海外媒體人抓住了中國的小問題，也引起了其他同行的跟進，這是“炒作”了。因為我們可以斷定這很好“不可告人”其實用心就是“反華”。

技術上講，“宣傳”和“炒作”幾乎沒有區別，他們都試圖有計劃地從一個小圈子里擴展一個信息，四散傳播。但是因為炒作不好，我們從來政府總是正確的“炒作”相反，“炒作”二字一出，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一定是心懷不軌的可疑分子。

“宣傳”與“炒作”一心一意，看要推廣的信息是否正面。但在長期使用傳統下，在穩定的意義聯系中，我們不再需要判斷信息本身是否積極，只要我們搬出去“宣傳”，宣傳的東西是積極的；相反，如果你看到它，“炒作”二字，炒作的東西自然是負面的，不用說。

舉個淺近的例子。在發現產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后，三鹿集團向政府報告，“要求政府加強媒體的控制和協調，為企業召回有問題的產品創造良好的環境，避免對社會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”。其實我們可以把這段話翻譯成:“請好好管理媒體，不要讓我們的問題曝光，不要讓我們挨罵；最好讓我們悄悄地把產品拿回來。如果媒體廣泛報道問題產品，公眾將不再相信我們公司，那將是悲慘的。”

為什么一家企業如此可鄙的意圖，竟能用上這么義正詞嚴的修辭去包裝呢?也許他們認為只要他們使用它“協調”、“良好環境”、“炒作”和“負面影響”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術語，他們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溝通甚至相互認同的基礎。事實上，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能夠在媒體環境中自由地說出如此宏偉的話語，并認為這些話語可以將他們與政府的積極立場聯系起來。因為這一系列的詞都有明確的價值取向效果，尤其是“炒作”。

一般來說，媒體非常喜歡它“炒作”的。它們就像亞馬孫河里的食人魚，聞到血，立刻空群而出。問題是用“炒作”描述大眾傳媒的這一特點是不合適的，因為根本不是一個別有用心的故意計劃，而是市場傾向的結果。為什么每個人都報道食物問題？因為讀者關心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個不太重要的官員在一個不太重要的場合工作“重要講話”，即使媒體很善意地配合炒作，恐怕也不會炒作，因為打哈欠的觀眾對此不感興趣。也就是說，真正推動爆炸的不是媒體，而是整個社會的民情。

有些人總是用它“宣傳”理解模型“炒作”，似乎所有備受關注的問題都是少數人努力推廣積極傳播的結果。似乎除了政府，媒體背后還有一個地下宣傳部門。他們總是想得到一些壞消息和混亂“大局”。然而，包括相關部門在內的每個人都知道，從北到南，從西到東，中國有這么多如此雜項的媒體，不可能有一個強大的小組織來鼓勵每個人討論一些事情。

雖然用“炒作”描述媒體的集體關注是不準確的，因為它完全是基于“宣傳”以傳統的官方模式理解現代大眾傳播概念背面。但它仍然有用，因為它有一個負面的價值聯想，可以非常一般和模糊的定性不利于自己的情況。就像三鹿集團的報道一樣，把你不想看到的所有新聞都說成是“炒作”，讓政府和他們站在一起，對抗那些看不見的人“一小撮別有用心”的壞分子。雖然，那“一小撮人”其實都是消費者。

【梁文道常識】

以上是祝福網散文欄目帶給你的《所謂炒作》，希望你喜歡，謝謝閱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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